對這個年代的猶太人來說，故鄉仍是異國，異國才是故鄉。

在那個大世界裡，所有的牆壁爬滿塗鴉：「猶太佬，滾回巴勒斯坦！」於是我們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現在整個大世界又朝我們叫嚷：「猶太佬，滾出巴勒斯坦！」

艾默思正是站在如此特殊的時空點上，以一個小男孩的眼睛，見證了以色列猶太人種種笑淚交錯的樣貌：

老一輩的人們活脫脫是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與契訶夫筆下人物再現，是猶太復國主義熱情的支持者，卻也不乏認命的幽默；中生代認同歐洲高尚文明，骨子裡認定自己遠比那些在鼓譟民族主義、血統淨化，目光狹隘的歐洲人更有資格當歐洲人，對自身處境不時苦澀自嘲；新生代少了昔日歐洲文明幽靈的羈絆，揚棄舊時代「猶太人」蒼白文弱的身影，一逕追求新「以色列人」黝黑強壯的未來形象。這一切，構成一個漂泊千年民族悲喜劇錯綜複雜的前半生。

穿梭在童年歲月的點點滴滴與家族回憶中，艾默思高明地編織成這部愛與黑暗的大歷史。他毫不留情地反省自己與自己的國家、族人，卻不失幽默，揭露以色列強硬姿態底下不那麼光鮮，卻更可親可愛的面貌。這個故事不只是艾默思個人的成長悲喜劇，也是所有猶太人的一生，更是全世界所有文化圈人民都能共鳴的偉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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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到處是書。父親能讀十六、七種文字，能說十一種語言（都帶有俄語口音）。母親講四、五種語言，能看懂七、八種。當他們不想讓我聽懂他們的談話時，便用俄語或波蘭語交談。（這樣的情況居多。母親偶爾當著我的面用希伯來語提到大種馬時，爸爸便會憤怒地用俄語朝她咆哮：妳這是怎麼啦？沒看見孩子就在那裡嗎？）出於文化方面的考慮，他們大多讀德文和希伯來文書，大概用意第緒語做夢。但是他們只教我希伯來語。也許他們害怕懂多種語言會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殺傷力的歐洲大陸的誘惑。

按照父母的價值標準，越西方的東西越被視為有文化。雖然托爾斯泰和杜思妥也夫斯基非常貼近他們的俄國人心靈，但我認為，德國人——儘管出了希特勒——在他們看來比俄國人和波蘭人更文明；法國人——比德國人文明。英國人在他們眼中占據了比法國人更高的位置。至於美國人——他們還拿不準，畢竟那裡在屠殺印第安人、搶劫郵政列車、淘金、騷擾女孩。

歐洲對他們來說是一片禁止入內的應許之地，是人們所嚮往的地方，有鐘樓，有用古老石板鋪設的廣場，有電車軌道，有橋樑、教堂尖頂、遙遠的村莊、礦泉療養地、一片片森林、皚皚白雪和牧場。

在我整個童年時代，「農舍」、「牧場」、「養鵝女」等詞語一直對我有著誘惑力，讓我興奮不已。它們具有真正舒適世界裡的感官韻味，遠離布滿灰塵的白鐵皮屋頂，遠離滿是廢鐵、薊草的城市荒地，遠離承受炎炎夏日重壓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無數次喃喃自語「牧場」——我就能聽到脖子上掛著小鈴鐺的母牛們的哞哞叫聲，聽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閉上雙眼，就能看到赤腳的牧鵝女，在我什麼都還不懂時，她的性感就讓我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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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年過去，我逐漸意識到一九二○、三○乃至四○年代，英國人統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之都，有偉大的商人、音樂家、學者和作家，例如馬丁．布伯（註1） 、格肖姆．肖勒姆（註2） 和阿格農（註3） ，以及許許多多傑出的研究者和藝術家。有時，當我們經過本—耶胡達街或本—梅蒙大道時，爸爸會悄聲對我說：「瞧，那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我以為國際知名與兩條瘦腿有關，因為被談及的人大多上了年紀，用拐杖探路，兩隻腳跌跌撞撞，就連在夏天也穿著厚毛衣毛褲。

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離我們的居住區十分遙遠，是在綠蔭蔥蘢的熱哈威亞，那裡花團錦簇，琴聲悠揚；是在雅法路或本—耶胡達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館，那裡懸掛著鍍金枝形吊燈；是在ＹＭＣＡ或大衛王飯店裡的大廳。在那裡，追求文化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與富有教養的英國人舉止得體；在那裡，夢幻一般、脖頸頎長的女子身穿晚禮服，在藏青西裝筆挺的紳士懷中翩翩起舞；在那裡，寬宏大度的英國人和猶太文明人或受過教育的阿拉伯人共進晚餐；在那裡，舉行獨奏會、舞會、文學晚會、茶話會，以及賞心悅目的藝術座談會。也許這樣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燈與茶話會一道，只能出現在凱里姆亞伯拉罕居民——圖書管理員、教師、職員和裝訂工人——的夢中。無論如何，它沒有和我們在一起。我們居住的凱里姆（註4） 亞伯拉罕區，屬於契訶夫。

多年後，當我閱讀契訶夫時，確信他就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凡尼亞舅舅就住在我們樓上，薩莫連科醫生在我發燒或得白喉時彎下腰，用寬大有力的雙手為我做檢查，患有習慣性偏頭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媽媽的二表哥，我們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宮禮堂聽特里格林。

的確，我們周圍有著各式各樣的俄國人。有許多托爾斯泰式人物。有些人甚至長得就和托爾斯泰一模一樣。當我在某本書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爾斯泰相片時，確信自己已經在我們當中看見他很多次了：他沿著馬拉哈伊街閒逛，或順著歐法迪亞街走去，頭上沒戴帽子，微風吹亂了他銀白的鬍鬚，如同先祖亞伯拉罕那樣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手持樹枝作拐杖，一件俄式襯衫罩在燈籠褲外，用根長繩繫住腰身。

我們附近的托爾斯泰式人物（父母稱之為「托爾斯泰式奇科姆」）無一例外，皆是虔誠的素食主義者，對自然懷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派，追求符合道德準則的生活，熱愛人類，熱愛世上一切生靈，長期嚮往鄉村生活，嚮往在田野和果園從事簡樸農耕。然而，他們連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種不好：或許澆了太多水，或許是忘了澆水，要不就是可惡的英國管理的錯，在我們的水裡放氯氣。

他們當中有一些則彷彿是直接從杜思妥也夫斯基筆下走出來的托爾斯泰式人物：飽嘗折磨，喋喋不休，欲望備受壓抑，對理念著迷。但是所有的人，無論是托爾斯泰式還是杜思妥也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人都居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為契訶夫工作。

世界的其餘部分都被籠統地看作一個「大世界」。不過這個大世界也另有修飾詞：開明，外在，自由，虛偽。我幾乎只能從集郵冊上認識這個大世界：但澤、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烏班基—夏利（註5） 、千里達及托巴哥，肯亞、烏干達和坦干依喀湖。那個大世界是如此遙遠、醉人、美輪美奐，但對我們來說非常危險，充滿了威脅。它不喜歡猶太人，因為猶太人雖然聰明、機智、成功，但喧鬧、粗魯。它也不喜歡我們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為它就連給我們這樣一個由沼澤、卵石和沙漠組成的狹長地帶都很勉強。在那個大世界裡，所有的牆壁爬滿塗鴉：「猶太佬，滾回巴勒斯坦！」於是我們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現在整個大世界又朝我們叫嚷：「猶太佬，滾出巴勒斯坦！」

不光整個世界是那麼遙遠，就連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遙遠。在那裡，在山那邊，一種新型的猶太英雄正在湧現。他們皮膚黝黑，堅韌頑強，沉默寡言，與大流散中的猶太人截然不同，與凱里姆亞伯拉罕的猶太人也完全不一樣。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無畏，粗獷強健，與漫漫黑夜交好，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關係上也沒有任何界限。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滿不在乎。亞歷山大爺爺有一次說：「他們認為將來這樣的事情會很簡單，小夥子只是到一個姑娘那裡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許姑娘甚至連等都不等小夥子提出要求，自己就會向小夥子提出要求，就像討杯水。」缺乏想像力的貝茨阿勒爾伯伯則帶著克制的憤怒說道：「這些十足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就這樣把所有的神祕感都毀了？就這樣把所有的情感都抹煞了？就這樣把我們的整個生活變成了溫吞水？」尼海米亞大叔從角落裡突然冒出兩句歌詞兒，聽起來像走投無路的野獸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長曲折，越過高山，越過平原，啊，媽媽，我在熱浪中、在風雪中尋找妳，我思念妳，可妳越來越遙遠，嗨勒嗨……」接著琪波拉伯母用俄語說：「行了，行了。你們發瘋了嗎？孩子會聽見你們說話的！」就這樣他們說起了俄語。……

【註】

1.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生於德國，一九三八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猶太神學家，哲學家。

2.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 1897-1982），生於德國，一九二三年移居耶路撒冷，著名歷史學家和猶太神祕主義學者。

3.施穆埃爾．約瑟夫．阿格農（Shmuel Yosef Agnon, 1888-1971），生於波蘭，於一九一三到二四年間居住在德國，後定居耶路撒冷，著名希伯來語小說家，一九六六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4.凱里姆（Kerem），在希伯來文中為「葡萄園」之意。「凱里姆亞伯拉罕」，意為「亞伯拉罕的葡萄園」，典出自《聖經》。

5.烏班基—夏利（Oubangui-Chari），即今中非共和國，當時仍為法屬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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